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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商山路”广记之一 乱山高下入商州
2015-06-15 09:49:27      作者: 姚怀亮       点击:

商山路在唐代所起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史学界过去对之重视不够,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大唐商山路的修建原因、几次较大修治、路径走向、驿馆设置和通京丹江运河的开凿始末,以及中、晚唐时期商山路的陆转漕运等多方面,来探究这条历史古道。

“商山路”是春秋战国时的“武关道”,是唐代对起自长安,中经蓝田、商州,东至河南内乡、淅川之间道路的统称。

唐王朝承平二百余年,商山路很少用兵,当时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南北沟通。贞观、开元年间,大都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河漕转外,官民商旅往返于东川、岭南、黔中、交广各地,多利用商山路的捷近条件。其时,商州“邮传之盛,甲于它州”。大凡举子、文士、官员、使节或上京赶考、或职务调迁、或视察州县、或奉旨拜谒,“幢幢往来皆出是郡”(以上所引为北宋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语)。白居易在《登商山最高顶》一诗中曾作过更为具体的描写:“高高此山顶,回望惟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所以唐末诗人王贞白干脆在《商山》诗里总结性地说:“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于是,“商山路”又有了“名利路”的别名。

商山路当时大部分路段是沿丹水北侧行走的,山道不广,林木遮蔽,路又多在山头或山腰,李商隐形容它是“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商於新开路》诗),可见其道路比较难行。“旧时每至夏秋,水盛阻山间,行旅不得济者,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唐会要》卷86)。加之,行旅特多,驿马时常不能满足需要,致使大书法家颜真卿贬官峡州(今宜昌市)时,因商州“驿上无马”,滞留多日,难以成行,以至于他到荆州后便赶快向朝廷写了谢罪表,表中列举他拖迟时日的理由,就是嫌商山路“属小道使多,驿马先少。”

为了改变如此路况,以利交通,中唐、晚唐期间,朝廷曾对商山路进行过多次修治。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奉命征发工役十余万,在加宽由蓝田至内乡七百余里旧道的同时,于阻水涧处,又别开碥道,并在沿途“修桥道,起官舍”,使商山路一时“人不留滞,行者称便”(据《唐会要》卷86)。宪宗元和年间和宣宗大中年间,还曾进行过较大整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树立的商州《唐新修桥驿记》碑,即刻有当时修路、建桥、置驿的史实(据《宝刻丛编》卷一)。特别是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5年),商山路经过大修后,商於驿馆舍也新落成,户部侍郎、翰林承旨韦琮专门撰写《唐商於新路记》一文,以纪其事,商州地方特别制作石碑一通立于驿前,碑文请太子宾客柳公权缮书,碑额则由秘书郎李商隐恭篆。参与其事者皆当朝名士,可见斯役工程不小。

商山路的修建与沿线的物产丰富也有一定关系。《旧唐书•德宗纪》载,建中元年(公元781年),判度支韩洄奏言:“江淮七监,岁转钱四万五千缗,输京师工用,转输每缗度(费用)二千,是本倍于子。今商州红岩治产铜,而洛源监久废,请凿山取铜即治。旧置十炉铸之,可得钱七万二千缗,度费每缗几百,则可浮本矣。”转输距离短,费用又低廉,每年造出的钱币也多,德宗当然不会拒绝,于是便下命令照韩洄的建言办理。据《唐会要》卷89称,商州置炉铸钱后,江淮七监皆停止铸钱,说明市场货币投放量足够流通周转。除产铜铸钱以资国用外,沿线可能还有很多出产,可惜《元和郡县志》单单遗失了“商州”一卷,增加了我们今天考察当时商州出产情况的困难。另据《寰宇记》卷141载,商州产弓材、鹿茸、朱砂、麻布、熊白、枳壳、楮皮、厚朴、杜仲、黄柏诸物。《寰宇记》虽是宋人所著,但仍可作为我们今天考察唐时商州物产的参考。《寰宇记》还记载说:“商州上津,色白而味甘,治冷疾。”这里所讲的“上津”当是一种上好的矿泉水。为使宫廷采用这种饮用水,唐王朝还在建中四年(公元784年)正月下令在商州至上津之间修建馆舍,以利运史往来。上津,亦名上津堡,今属湖北郧西县,在山阳县漫川关南15里,清代以前一直属商州管辖,唐时曾设商州上津县于此,其地以水为名。此外,商州还出产珍禽。《全唐文》卷737沈亚之《谊鸟录》说:“贡籍中有鸟谊名者,生商山,始以谊闻。商之贡来者云,‘能搏击鴳雀’,以为天子后宫游戏。”按:谊鸟当是鹰鹫一类的猛禽,今已不见,可知其珍贵。

商山路沿途的自然风光也非常宜人,大唐诸多过往诗人对它都有过美妙的盛赞,这些诗歌至今人们都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我以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名篇,当属山水田园诗派的领军人物王维的《送李太守赴上洛》一诗。玄宗天宝年间,王维的好友李灵赴上洛出任刺史,他赠诗一首相送。其中开首一句“商山包楚邓,积翠霭沉沉”和将落笔时的“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一句(丹泉,指丹江,此代商洛。虢略,今河南卢氏、灵宝一带的古称。白羽,古地名,在今河南西峡境内。荆岑,即荆山,在今湖北省漳县以南),真是气势壮丽宏浑,将商於六百里的地理位置、多娇山河寥寥数笔概括书尽,无愧是如椽大笔、高屋建瓴!细微的景色描写也有出色的艺术表现,如“驿路飞泉洒,关山落照深。野花开古戎,行客响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昼欲阴”数句,或以素描见长,或以刻画见工,商州的山城、板屋、行客、古戎、关山、驿路在他的生花笔下,无一不给后世读者留下一幅幅映象出众、风姿绰约的生动画面。

商山路既是交通要道,沿线的物产又丰富而奇特,山中的自然风光也迤逦宜人,所以有一个叫做冯定的唐代官员本此而撰作的《商山记》,曾受到朝野内外许多人士的欢迎,竟然不胫而走,连远在边陲的“西蕃人”也要将它书写在客厅的屏风上,让尊贵的宾客们欣赏和诵读呢(《旧唐书•冯定传》)。

商山路在唐代所起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史学界过去对之重视不够,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大唐商山路的修建原因、几次较大修治、路径走向、驿馆设置和通京丹江运河的开凿始末,以及中、晚唐时期商山路的陆转漕运等多方面,来探究这条历史古道。

大唐“商山路”广记之二灞水行人渡 商山驿路深

●文/姚怀亮 题图/张朝辉

唐王朝为了对全国实施有效的封建统治,大力发展水陆交通,用驿站、邮亭将全国各府、州、县连接起来,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驿路网。《通典》卷七记述盛唐期间全国驿传情况时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驿路交通的空前盛况。商山路就是其中“南诣荆襄”、连接西北与东南的一条主要交通驿道。

商山路以长安都亭驿为起点,具体的道路走向和沿途的驿馆设置是:北出通化门,经长乐驿,东南行25里至“横灞官渡”。过灞河后溯灞水而上,经蓝田县入商山路。祖咏有诗云:“灞水行人渡,商山驿路深。”。卢纶在《送菊潭王明府》一诗中也写道:“晚凉经灞水,清昼入商山。”分明是行经在蓝田境内,为何诗人们都说是“已入商山路”?个中原委究竟如何?还是柳宗元在《(蓝田县)馆驿使厅壁记》中道出了真实的原由:“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就是说,从灞桥到蓝田之间的6个驿馆,行者一概不记其详,一律统称为“商州”驿馆,对所过的关津也一概称其为“武关”。想来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约定成俗,足见商山路在其时的影响之大,连蓝田县都囊括在其间。蓝田县境内的这六个驿馆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指五松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驿、蓝桥驿和蓝田关。

蓝田关即秦汉时的嶢关,“即南山别出之岭,凡入商洛者必越秦岭而后达”(《读史方舆纪要》卷3)。开元年间,蓝田关为唐的“六上关”之一,可知其战略重要性。皮日休的《蓝关铭》对蓝田关险峻雄伟的形势和控扼秦楚的作用作了极其准确的描述:“天辅唐业,地造唐关。千岩作锁,万障为栓。难图其形,莫状其秀。双扉未开,天地如斗。辄然副启,人流入济。似画秦国,铺于马底。险不可侵,惟王之心。矧夫兹关,独可归临。”当年韩愈上书《谏佛骨表》而遭贬潮州时,曾在此对赶来送行的侄孙韩湘大大地伤感了一番,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不朽诗句,使后世的人们永远的记住了这个秦岭上的千古雄关。

蓝关而下便进入商州境内。商州境内设驿馆十二个,分别是:北川驿(北七十里)、安山驿(北五十里)、仙娥驿(北十五里)、商於驿(西五里)、洛源驿(东五十里)、棣花驿(东八十里)、四皓驿(东一百一十里)、桃花驿(东一百四十里)、武关驿(东百八十里)、青云馆(东二百五十里)、层峰驿(东三百二十里)、富水驿(东三百六十里)。北川驿、安山驿,皆位于秦岭的峰峦之中。李涉的诗句“乱山高下入商州”,大概就是看到此间山势才得出的印象。驿路至麻涧(今麻街)前数十里始出险就平。麻涧其时村落规模尚小,仅“柔桑垂柳十余家”(杜牧《商山麻涧》)。村子附近便是著名的商山店。唐代诗人韩琮在此写有《题商山店》一诗,诗中描写一位叫谢娥的山里女子,“红锦机头抛皓腕,绿云鬟下送秋波。佯嗔阿母留宾客,暗为王孙换绮罗。”店主女儿热情好客,漂亮美丽的身影顿时跃然纸上。客人中也有弹嫌商山店饭碗子的,一个叫李日新的秀才就在店壁上题诗写道:“商山食店太悠悠,陈黯鎚锣古案头。更有台中牛肉炙,尚盘数脔紫光球。”讽刺驿站的食品制作不佳。但于商山峰峦深处的驿店,能有白面饼子、熏牛肉供应,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了,可能这位秀才赴举不中,牢骚无处发泄,便将气撒到“商山食店”上来,或者是他的嘴巴太馋了吧。出商山店,即进入丹江峡谷。因为溪流湍急,前面又有一座翠峰拦隔,遂在谷中自然形成一泓碧潭,相传曾引来仙娥居此,时常在溪中掬水沐浴,故人称潭为“仙娥溪”,峰为“仙娥峰”。其地风景甚是秀丽,李白、白居易等都曾于此游历吟咏。仙娥驿便建于峰下溪畔。赵嘏的《仙娥驿》诗,则是直接描写其驿其吏的,诗中写道:“翠泾衣襟山满楼,竹间溪水绕床流。行人亦羡邮亭吏,生在此中今白头。”登临驿楼,满眼尽是青山,下临碧潭,翠绿的泉水似乎要拂拭衣襟。寝室旁边又有丛竹,竹丛之间又有淙淙淌过的溪流。一辈子生活在如此优美环境里的“邮亭吏”,竟使奔波于人生旅途上的诗人钦羡不已,可见其生计的艰辛,同时更衬托出驿馆环境的幽致和清丽。

商州城西五里的鹿迹村有商於驿,此驿之所以设在城郊,主要是州城实行宵禁,夜间城门要关闭,很不利于紧急军情的传递,故而唐时临近州、县治所的驿馆,多数位于郊野。

出商於驿东去五十里有洛源驿,附近丹江上有桥、渡。诗人雍陶有《洛源驿戏题》诗留此。据《太平广记•续定命录》记载,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两税法”的制定者、宰相杨炎被被贬崖州(今广东琼山),行经洛源驿时,“逢道州司户参军李全方挽运入秦”,说明丹江漕运这时至少可以航行到洛源。洛源驿前去为棣花驿,其地以盛产棣花而得名。白居易两过其驿,见杨八(虞卿)题梦兄弟诗于驿馆墙壁,均甚感慨。以棠棣喻兄弟情谊,驿名恰恰又暗合诗意,居易心实慕之,遂口占《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和《赴杭重宿棣花驿见杨八旧诗感题一绝》两诗。

棣花驿又东20里至商洛县(治所在今商洛镇)。县南丹江河边矗立有商山,传说为四皓隐居之地。四皓祠墓和四皓驿都集中于镇街。四皓驿是商山路上的一所名驿,举凡过往商山的文人、名士、官员大都要去四皓祠参拜留连,从而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值得反复吟诵的诗篇,其中见解最为独到、大胆的诗歌,当数杜牧的《题商山四皓庙一绝》:“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岜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一反传统对四皓出山扶持惠帝登基的定评和歌颂,议论别开生面,观点独树一帜,在诗坛影响较大。

由四皓驿东去,约40里至桃花驿。驿在古时的菟和山(今名资峪岭)下,其山曾为楚左师戎守之地。再东50里,为武关。武关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曾达到最高点,天下莫不知其威名,唐代却无用武之地,故而唐人王启在《武关赋》中写道:“在昔危时,屯千夫而莫守;今当盛日,置一卒以常闲。”《宝刻丛编》卷十收有《唐修武关驿记》一文,可知其驿唐代曾经大加修葺。

武关再东七十里至青云馆(馆在今清油河)。唐末诗人蒋吉有《次青云驿》诗,诗云:“马转栎林山鸟飞,商溪流水背残晖。行人几在青云路,底事风尘犹满衣?”青云路,虽表言山路峻高,却暗寓诗人对平步青云的企盼。结合末句,实是巧借驿名的自嘲。再东行七十里,为层峰驿。斯驿中庭的老桐树,为元(稹)、白(居易)唱和诗的主题之一。再东三十里至富水驿,为商山路最后一个宿站。驿名原为阳城驿,因为与唐德宗时一个著名谏官同名,为了避讳,唐末改为富水驿。驿名和驿名的改动曾引发元稹、白居易、杜牧以及宋代的王禹偁之间喋喋不休地争论,倒也成为千古文坛上一段有趣的诗话,使富水关在唐宋时大大地出了一回名。

由富水驿再东,即进入河南省境,首站为菊潭(今内乡县),再依次为临湍、邓州。邓州交通四达,北达洛阳,南诣荆襄,有“天下扃闼,两都南蔽”之称。

总之,商山路当时联系着东南各地、半个中国的广袤疆土。盛唐时期,除过政治、经济方面的沟通以外,主要是文化的交流、融合和传播,所以有研究者说,商山路在唐代其实是一条从长安东行的“诗歌之路”、“文化之路”。她与从长安西行的“丝绸之路”一样,是大唐帝国膺前佩戴的两颗熠熠生辉的旷世明珠!

“商山路”是春秋战国时的“武关道”,是唐代对起自长安,中经蓝田、商州,东至河南内乡、淅川之间道路的统称。

唐王朝承平二百余年,商山路很少用兵,当时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南北沟通。贞观、开元年间,大都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河漕转外,官民商旅往返于东川、岭南、黔中、交广各地,多利用商山路的捷近条件。其时,商州“邮传之盛,甲于它州”。大凡举子、文士、官员、使节或上京赶考、或职务调迁、或视察州县、或奉旨拜谒,“幢幢往来皆出是郡”(以上所引为北宋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语)。白居易在《登商山最高顶》一诗中曾作过更为具体的描写:“高高此山顶,回望惟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所以唐末诗人王贞白干脆在《商山》诗里总结性地说:“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于是,“商山路”又有了“名利路”的别名。

商山路当时大部分路段是沿丹水北侧行走的,山道不广,林木遮蔽,路又多在山头或山腰,李商隐形容它是“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商於新开路》诗),可见其道路比较难行。“旧时每至夏秋,水盛阻山间,行旅不得济者,或数日粮绝,无所求籴”(《唐会要》卷86)。加之,行旅特多,驿马时常不能满足需要,致使大书法家颜真卿贬官峡州(今宜昌市)时,因商州“驿上无马”,滞留多日,难以成行,以至于他到荆州后便赶快向朝廷写了谢罪表,表中列举他拖迟时日的理由,就是嫌商山路“属小道使多,驿马先少。”

为了改变如此路况,以利交通,中唐、晚唐期间,朝廷曾对商山路进行过多次修治。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奉命征发工役十余万,在加宽由蓝田至内乡七百余里旧道的同时,于阻水涧处,又别开碥道,并在沿途“修桥道,起官舍”,使商山路一时“人不留滞,行者称便”(据《唐会要》卷86)。宪宗元和年间和宣宗大中年间,还曾进行过较大整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树立的商州《唐新修桥驿记》碑,即刻有当时修路、建桥、置驿的史实(据《宝刻丛编》卷一)。特别是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5年),商山路经过大修后,商於驿馆舍也新落成,户部侍郎、翰林承旨韦琮专门撰写《唐商於新路记》一文,以纪其事,商州地方特别制作石碑一通立于驿前,碑文请太子宾客柳公权缮书,碑额则由秘书郎李商隐恭篆。参与其事者皆当朝名士,可见斯役工程不小。

商山路的修建与沿线的物产丰富也有一定关系。《旧唐书•德宗纪》载,建中元年(公元781年),判度支韩洄奏言:“江淮七监,岁转钱四万五千缗,输京师工用,转输每缗度(费用)二千,是本倍于子。今商州红岩治产铜,而洛源监久废,请凿山取铜即治。旧置十炉铸之,可得钱七万二千缗,度费每缗几百,则可浮本矣。”转输距离短,费用又低廉,每年造出的钱币也多,德宗当然不会拒绝,于是便下命令照韩洄的建言办理。据《唐会要》卷89称,商州置炉铸钱后,江淮七监皆停止铸钱,说明市场货币投放量足够流通周转。除产铜铸钱以资国用外,沿线可能还有很多出产,可惜《元和郡县志》单单遗失了“商州”一卷,增加了我们今天考察当时商州出产情况的困难。另据《寰宇记》卷141载,商州产弓材、鹿茸、朱砂、麻布、熊白、枳壳、楮皮、厚朴、杜仲、黄柏诸物。《寰宇记》虽是宋人所著,但仍可作为我们今天考察唐时商州物产的参考。《寰宇记》还记载说:“商州上津,色白而味甘,治冷疾。”这里所讲的“上津”当是一种上好的矿泉水。为使宫廷采用这种饮用水,唐王朝还在建中四年(公元784年)正月下令在商州至上津之间修建馆舍,以利运史往来。上津,亦名上津堡,今属湖北郧西县,在山阳县漫川关南15里,清代以前一直属商州管辖,唐时曾设商州上津县于此,其地以水为名。此外,商州还出产珍禽。《全唐文》卷737沈亚之《谊鸟录》说:“贡籍中有鸟谊名者,生商山,始以谊闻。商之贡来者云,‘能搏击鴳雀’,以为天子后宫游戏。”按:谊鸟当是鹰鹫一类的猛禽,今已不见,可知其珍贵。

商山路沿途的自然风光也非常宜人,大唐诸多过往诗人对它都有过美妙的盛赞,这些诗歌至今人们都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我以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名篇,当属山水田园诗派的领军人物王维的《送李太守赴上洛》一诗。玄宗天宝年间,王维的好友李灵赴上洛出任刺史,他赠诗一首相送。其中开首一句“商山包楚邓,积翠霭沉沉”和将落笔时的“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一句(丹泉,指丹江,此代商洛。虢略,今河南卢氏、灵宝一带的古称。白羽,古地名,在今河南西峡境内。荆岑,即荆山,在今湖北省漳县以南),真是气势壮丽宏浑,将商於六百里的地理位置、多娇山河寥寥数笔概括书尽,无愧是如椽大笔、高屋建瓴!细微的景色描写也有出色的艺术表现,如“驿路飞泉洒,关山落照深。野花开古戎,行客响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昼欲阴”数句,或以素描见长,或以刻画见工,商州的山城、板屋、行客、古戎、关山、驿路在他的生花笔下,无一不给后世读者留下一幅幅映象出众、风姿绰约的生动画面。

商山路既是交通要道,沿线的物产又丰富而奇特,山中的自然风光也迤逦宜人,所以有一个叫做冯定的唐代官员本此而撰作的《商山记》,曾受到朝野内外许多人士的欢迎,竟然不胫而走,连远在边陲的“西蕃人”也要将它书写在客厅的屏风上,让尊贵的宾客们欣赏和诵读呢(《旧唐书•冯定传》)。

商山路在唐代所起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史学界过去对之重视不够,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大唐商山路的修建原因、几次较大修治、路径走向、驿馆设置和通京丹江运河的开凿始末,以及中、晚唐时期商山路的陆转漕运等多方面,来探究这条历史古道。

大唐“商山路”广记之三功败垂成的丹江通京运河

●文\姚怀亮 图\王松

为了缓解江淮粮食通过黄河、渭水向长安转运的压力,唐代曾有颜昶、崔湜、郑固、卢判官(失名)等人先后奏请朝廷,建言连接丹、灞二水,在南山(秦岭)间开凿运河,将商山陆运变为水运。其中崔湜还曾将之付诸实施,可惜所开新道“竟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伟举遂废,功败垂成,否则,丹江的历史将会重新改写。

自唐高祖、太宗时起,自江淮一带运至京师的谷粟,每年约一二十万石,其后运量日益增加。玄宗时,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往由地方负担的军队粮秣改由中央供给,使长安对江淮谷粟的需求更加增大,但江淮船工不习黄河水性,翻船事故不断发生。洛阳、长安间的水、陆运输,专设递场8处,需要分段仓储、节级转运,耗费巨大,导致成本提高,官府甚感困惑。中唐以后,地方节度使逐渐获得政治、经济大权,造成独立割据局面,水陆交通经常被支解、阻断,京师官民、驻军的粮食供应时时发生困难。在这种状况下,提出变商山陆运为水运,用荆襄“楚米”以解长安粮荒之困,当是必然的适时的合理的建议。

《册府元龟》卷497载:“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宁民颜昶开渠引南山水入京城,至石门谷,有汤泉涌出。”据《嘉庆一统志》考证,南山水包括发源于商州上洛牧护关、流经蓝田谷的灞水,与灞水合流的铜谷、轻谷、辋谷、蓝溪诸水和狗枷川水等。这几条水合流之后,水势浩大,舟船即能行驶。颜昶开渠入京的目的,就是想把陆运变为水运,继而修建运河。这位宁民颜昶大概是有唐以来在商州和长安之间构筑运河的“始作俑者”!

按:长安漕渠创始于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在大司农郑当时主持下,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督率开凿。渠傍南山(秦岭)下,长300里,三年而成,漕运大便。初以灞水为源,其后在今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东南凿昆明池,周围40里,水势浩淼,既可练水军,又可通舟楫。池成后,引水东出,是为昆明渠,以利漕运。至灞水西分为二支:一支北注渭水,一支东流横绝灞河,与通向黄河的漕渠相接。北魏时池已无水,漕渠初唐也时通时塞,加上昆明池其时业已基本干涸,漕渠遂致湮废。颜昶所开之渠极可能就是对西汉元光年间大司郑当时所开凿漕渠的重新恢复和进一步完善。

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09年),有司建言“山南可由丹水运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蓝田,可通輓”。襄州刺史崔湜也提出修建商州新路,并拟开凿运河,连接丹江和灞河,以通漕运的建议。《旧唐书•崔仁师传•附湜传》说:“初湜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徒数万,死者十三四,仍严锢旧道,禁行旅。所开新道已通,竟为夏潦冲突,崩压不通。至是追论湜开山路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又考《新唐书•崔湜传》,知崔所开的南山新道,是为了延长丹水航道,此间丹江漕运已通至商州,新道由商州向西,沿商山南侧凿山开道,通至石门,再由石门折北,经蓝田西境,达于长安。运河的走向设计,大约也是引丹江由商州西出山,再引南山诸水,与灞水合流,然后出石门谷、大仓关,经蓝田,抵长安。或由汤峪西北行,再由陆路至京师,籍以“通商州水陆之运”。新路初成时,“行旅艰辛,僵仆相继”,但官府仍明令禁止行旅走商山路旧道,并“追论(崔)湜开山路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后来崔湜因他事获罪流放岭表且被诛戮后,商州刺史才“奏请复以旧路而行”(以上据《册府元龟》卷697)。

又据《旧唐书•代宗纪》载,“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抵景风延喜门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门以观之。”黎干所开的南山谷口漕渠,无疑就是颜昶的南山旧渠和对崔湜南山新路的加工。南山旧渠略一加工,就能发挥运输作用,说明这条漕渠本来是可以通行的。至于从南山谷口到丹江上源一段,史载“所开新道已通”,只是后来由于自然力的破坏才被阻塞的。《新唐书》的著者鄙视崔湜为人的阿谀逢迎,将他开凿这条运河的功绩也予以抹杀,这是不公允的。

《嘉庆一统志》卷192谓月儿潭有崔湜当年役工通漕的遗迹。“月儿潭”在今丹凤县南二十里之月日乡保仓村。漕渠自此向西开凿,路程迥远,是否因为要取海拔等高线的问题,或是丹江下游水量较丰,在此已形成规模较大的龙潭,古为襄汉舟楫历来泊所的缘故,已不得而知。

在崔湜连接丹、灞二水的同时,还有“水工郑固状请,决汉水直山,凿山通道至伊水入洛”事(《全唐文》卷173)。所谓“决汉水入洛”,从地理位置来看,也就是连接汉、丹、伊三水以通洛。虽然这一建议未被朝廷采纳,但可以看出当时需要加大商山路运输量的迫切性。

丹江通京运河,可能在代宗、德宗时又有兴工疏凿。《全唐诗》卷238载有钱起三《送襄阳卢判官奏开河事》一诗,诗曰:“千里趋魏阙,一言简圣聪。河流引关外,国用瞻秦中,有诏许其策,随山兴此功。连云积石阻,计日安波通。飞櫂转年谷,利人胜岁丰。言归汉阳路,并手蓬莱宫。”襄阳在商山路以南,诗中所提的“关外”,当指“蓝田关”以外。引蓝田关外的河流,“随山”以“瞻秦中”,则可见卢判官所奏开的运河,无疑就是商山通京运河。这项经皇帝诏许的工程,可能因为工程量浩繁巨大、技术限制等因,没有最后完成而作罢,所以史书缺乏记载。

清康熙年间商州知州王廷伊在他编纂的《续修商志》卷7“漕运”一节终篇按语中,针对此一憾事评论说:“商为山郡,昔议转输者,唐则欲由丹水以通漕运;宋欧阳修欲由武关以通陆运,无非以陆海天府、帝王之都所艰者餽运。商为南关,通漕輓则万世不拔之业也。前开其端,必有踵而行之者。二运之策,何可废也?”议论言词慨切激越,对后人的期待也情殷望重。可是历史到了现代化的今天,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州的陆运、漕輓“二策”业已成为仅仅存留于历史典籍上的陈旧词汇。试看今日西合线上奔驰向前的列车、312国道上驱轮亢行的车队,稽古怀前的我们能不转怨为慰吗?期待后代“踵而行之者”的商州先贤们,我以为也应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商山路在唐代所起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史学界过去对之重视不够,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大唐商山路的修建原因、几次较大修治、路径走向、驿馆设置和通京丹江运河的开凿始末,以及中、晚唐时期商山路的陆转漕运等多方面,来探究这条历史古道。

大唐“商山路”广记之四商山路陆转漕运的历史功绩

●文/姚怀亮 图/张力宏

唐代的长安已是国际性商业都会,人口逾百余万,京畿道人口亦激增至315万。长安、关中对粮食的需求日增,唐王朝不得不继续利用漕运转输江南一带的粟米来解决京都粮食供应的困难。

仅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一年,从江南漕运至长安的粮食多达四百万石。当时的宰臣权德舆说:“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理财家刘晏也说:“潭桂衡阳,必多积谷。……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序》)。贞观、开元年间,江淮一带的粮食,主要是通过大运河、黄河和渭水漕运至长安,而岭南、荆襄以及湖南、广西一带的粮食则要通过汉水、丹江或者商山路漕輓陆转至关中。所以,《新唐书•冯行袭传》称商山路为“贡道”。

这种开漕济京的办法平时犹可,倘关中遇到天灾人祸,长安的粮食供给立时便会陷入窘乏状态。所以,唐代皇帝不得不多次率众去洛阳趁食。武则天当朝时,干脆定居洛阳,并奉洛阳为“神都”。而所有这些都无助于缓解长安粮食供应的紧张,作为贡道之一的商山路仍要继续发挥它调运东南各地租庸贡赋的重要作用。

唐代记载商山道上“纲运”情况的史料虽然十分零星分散,但我们仍然可以远搜旁绍,集腋成裘,梳理出它的脉络和发展情形:《册府元龟》卷498:“(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闰二月,太府少卿李袭誉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玉海》卷148:“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十一月乙卯,运剑南义仓米百万石救饥人”。这些数量巨大的运输,都是由剑南“漕汉江,转商山”而抵达长安的(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代宗广德年间(公元763-764年),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在河北、山东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河南、淮南,甚至京畿之内,也时常发生节度使或军将的叛乱。“于时周郑(郑州的周围)路塞,东南贡赋之入,漕汉江,转商山”(《全唐文》卷784《秘书监穆元堂志》)。《旧唐书•穆宁传》也说,广德初,“河运不通,漕輓由汉沔(指汉川、沔阳地区)至商山,达京师。”这是唐代商山-上津路承担贡赋运输任务的首次历史记录。

唐德宗时,“韦伦为商州刺史,(兼)衮、荆、襄等道租庸使,会襄州裨将康楚之、张嘉延拥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逃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州府元龟》卷694)。韦伦协助金、商节度使浑瑊平定了荆襄叛乱,使商山陆路纲运很快得以恢复,朝廷危急解除,因此德宗皇帝擢升他为太常寺少卿(王廷伊《续修商志》卷6“名宦”)。又据上节所述《太平广记•续定命录》记载,德宗时杨炎被贬南行时,在商州洛源驿逢道州司户参军李全方輓运入秦,由此推知湖南道州(今道县、宁远)一带的租赋,也是取道商山运往长安的。从以上所列举的资料看来,实际上唐代汉水、丹江、商山一线作为纲运“贡道”的作用并不亚于运河。但因运河是人工河道,会发生淤塞,需要时常疏通,故唐人对它的运输情况自然记载较多,而汉水和丹江不存在疏浚问题,其运输情况,文献就较少谈及。

在研究考察商山路的漕运史时,上津路的开辟和使用应该占有极其重要的一章。上津路开辟于唐肃宗至德初年。此间,安史叛军仍据守洛阳,汴水运输受阻,江淮物资只能全部改道江汉转输上都。肃宗令扶风太守薛景岳兼任防御使,抵御叛军,使安禄山的兵力“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凤翔一度成为肃宗平叛的基地。这时,盐铁使第五琦建议,“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亦称“轻浮货”,是运输部门对体积大而重量轻的货物通称),溯江汉而上,至洋州,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资治通鉴》卷219)。这条“溯江汉而上,至洋州”的战时运输路线具体走向是:先将江淮物资集中于襄阳,再溯汉水而上。但由于湖北郧乡县(今郧县)南三里处的汉水中有涝、净两个险滩,涝滩冬季水浅,净滩夏季水急,均不利舟行,因此漕运物资运至郧乡后,便起旱西北行到商州上津县,然后西南陆行至洵阳,再入汉江舟运至洋州(今汉中)。其后,李光弼、郭子仪统率的九节度使之兵夺回了长安,江淮、荆襄的租贡物资便不再西运洋州,改由上津直北290里至商州,再经商山路转运至长安。上津县一时成为大唐王朝水陆漕輓的物资集散地,并籍此被称为“上津道”。乾元年间,朝廷任命李淑明为商州刺史,兼上津转运使。代宗广德初年,又任郑某为上津县令,兼商州录事参军,专营漕运。足见“上津路”此一期间对朝廷的至关重要性。

代宗大历年间,关东政局转趋稳定,襄阳集存的贡赋物资又回复到武关一线。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李希烈割据邓州,“(李)贼又得汝(州),则武关梗绝。帝使陕、虢观察使姚明敭治上津道,置馆通南方贡货”(《新唐书》卷150逆臣李希烈传)。稍后,朱泚在长安作乱,德宗逃奔奉天(今乾县),接着又逃往兴元府(今汉中)。此时天气已经转暖,“六军未有春服”更换,皇帝衣犹皮裘,逃亡政府粮秣辎重供应困难已极。于是“诏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安康)、商(州)道,权通转输”(《新唐书》卷225中)。租庸盐铁使包佶命判官王绍督缘路,轻货趋金、商,兼程出洋州赴行在。王绍间道进奉五十万贡赋物资,临近洋州前,先来告慰皇帝,德宗竟疑惑不信,问曰:“道路回远,饷费悬急。卿所奏,岂可望耶?”不数日,所督继至,德宗才释去疑惑(以上据王廷伊《续修商志》卷7附“漕运”)。随后,江南诸道贡赋相继运到,国用始振。为此,唐王朝破例将上津路正式辟为“驿路”,并发役修治,召人搬运。《冬至大礼大赦制•陆宣公集制二》就记载说,上津路“山路险阻,车乘难通,乃召贫人,令其搬运,以米充脚价,务于全活流庸。”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期间,洛阳道时时受阻不通,商山路(包括上津道)遂成为江淮荆襄财赋转输长安最主要的运输干线,使唐王朝的国脉得以延续,功莫大焉。所以,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二月明令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将商山路的位置提升到仅次于唐代陆上交通轴心的“洛阳道”,成为全国瞩目的第二条国道。(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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