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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第一历史疑案”:大禹“导洛自熊耳”求解
2015-06-15 08:58:36      作者: 姚怀亮       点击:

大禹“导洛自熊耳”所指的熊耳山,究在河南卢氏境内,抑或在陕西上洛治西?近两千年来一直聚讼不断,时至现今仍然悬而未决,没有定谳之说。

虽世有升降,事有迁流,但大禹治水的千秋业绩总是有灰线遗迹可循。为不使荒牒歧说混淆青史的笔触,本文试图对这桩商洛“第一历史疑案”再作求解,并以此陋识就教于对这一问题素有研究收获的方家诸君。

大禹治水功高无量,

被民众尊为“山川百神之主”

要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先说说大禹。

禹,是中国夏代的第一代帝王。中古代夏后氏部落的酋长。姒姓,亦称作夏禹、戎禹。如果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等几位重量级的华夏杰出领袖人物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禹的名声应该是最大的,所以他当时被普天之下的百姓敬称为“大禹”。“大”是中国古代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荀子·天论》云:“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足见与“大”相配的,唯有厚德载物的天和地,方能与之相副。禹“南面而立,(使)万物备”,当然称得上“伟大”。

舜帝时,禹奉命治理横溢九州的汤汤洪水,领导天下诸侯和民众疏通江河湖泊,开辟道路,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并且动员灾区难民“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治理洪灾的十

 

附图一:大禹巡视九州图

 

三年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儿子出生,他也顾不上养育。自己穿衣吃饭一点也不讲究,而孝敬鬼神的祭品却很是丰洁。他住的是简陋的房屋,却不惜花费大量资财去修筑排水的沟洫。勘察灾情的过程中,走陆路的时候乘车,走水路的时候乘船,走泥路的时候用辇,走山路的时候用檋(附图一)。教民农作从不违背四时节气。测量工程一定使用准绳规矩,从而合理规划九州土地,精确测量九大山系,辟通九条水道,修筑九处湖泽堤障。并命令助手伯益将稻种分给民众,让他们在低湿的田地上耕种。还命令后稷将稀缺的食物分配给各地的灾民。如果哪一个地方食物不足,就从食物多的地方调剂过去,以均衡各地的救灾物资供给。禹还亲自巡视各地的土质和出产,以确定该地区应该上缴朝廷的贡赋,并且考察其贡品运送所要经过的山川道路的交通便捷情况。“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史记·夏本纪》)。所以,连舜的大法官皋陶也十分敬重大禹的功德品行,并号召天下民众都要效法禹。如果谁不照命令行事,就用刑惩罚,从而使禹的德业日益昌明,民众都尊奉禹为“山川百神之主”。

尧舜时九州滔天洪水,

曾使华阳之地成为天下有名的“九薮”之一

同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都说远古时全人类都曾经历过一次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洪水一样,当时华夏大地也同样遭遇到了这场洪波灭顶的大灾难。《尚书·尧典》记述这场人类大灾难的恐怖情景时就这样写到:“汤汤洪水分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意思是说,奔腾呼啸的洪水普天为害。吞没一切的水势包围了山岗,淹没了丘陵。洪水浩浩荡荡,巨浪冲上了天空,仿佛要遮蔽住整个天际。

 

附图二:鲧被流放图

 

为了平息洪水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让天下的百姓不再遭受熬煎,过上安宁的生活,帝尧让禹的父亲鲧主持治理洪水,结果九年无归,洪水照样泛滥成灾,百姓依然避居在高高的山岗之上,衣食无着,备受艰难。尧不得不另请一位叫舜的高人出面来主持其事。舜以帝王的权力四处巡视灾情,结果发现鲧搞的那一套“以堵为主”的治水办法真是乱七八糟,根本不可能奏效。为了树立朝廷的尊严与威仪,平息百姓的怨愤和责骂,年轻气盛的舜一怒之下,将已经带罪流放的鲧处死在羽山之野(附图二)。事过冷静之后,可能舜感到自己对鲧的处罚有些过火,心生愧意,遂产生了同情弥补之心。也或者是鲧的儿子禹当时在道德、人品、才能诸方面,已经具备了承担治理洪灾的才干及能力,并且有幸为舜所发现和看重,因而舜力荐禹出来继承其父未竟的事业,重新主持治理仍然怀山襄陵、泛滥虐民的滔滔洪水。

由于鲧治水是以堵为主,奔突涌流的洪水由于没有畅快泄洪的出路,于是当时在九州的大地上形成了无数的湖泊沼泽,其中地域辽阔、规模巨大的泽薮(sǒu,音叟,湖泊)计有九个。据《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大昭。”《淮南子·墜形训》(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著)将“秦之阳华”改作“秦的阳纡”。《尔雅·释地》又写作“秦有阳陓”。

由于上述论者的叙述十分含混,地名写法在相互转述中皆是据音擅改,给“九薮”定谳造成一定混淆。为了廓清地理史实,先是清代学者毕沅在《经训堂丛书·山海经注》一书中明确指出,秦之阳华,“《山海经》作杨华之山。今名杨华薮,在陕西华阴东南,至潼关,是也。”清代著名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历来重视研究水土治理,慎审阐释《尚书·禹贡》。他所著的《禹贡锥指》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该书亦明确写到:“《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今商州之地也。《山海经·中山经》有阳华之山,即华阳。秦宣太后弟芈戎封华阳君。(秦)昭王立太子爱姬为华阳夫人,皆此地(本文作者插一句题外话:洛南考古发现说,旧传李密冢应是秦始皇的一处行宫遗址,非也。其实华阳是华阳君所封之地。秦始皇之父为庄襄王子异,曾过继给华阳夫人为子,更名子楚。因华阳夫人极力推荐的缘故,嗣后继承了昭襄王之位。足见华阳之地在秦时地望的重要)。其地有华阳川,即古阳华薮。盖薮因山得名,山、薮并在华山之阳,正禹贡之华阳也。”清乾隆九年成书的《直隶商州总志》卷一“历代沿革考证”中,更是明确指出,“华阳、黑水惟梁州。华阳即太华以南,今洛南县诸处也。”《清一统志》亦曰:“今陕西华阴县东南之华阳川,即古阳华之薮也。”1931年5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阳华山”和“阳华薮”两个词条下,也分别注释说,阳华山“在陕西洛南县东北,又名华阳山。《山海经》‘阳华之山,其阳多金玉,其阴多青(青玉)、雄黄。’”阳华薮“在陕西华阴县东南,即杨陓”。《辞海》1979年版在“阳华”词条下也指明:“阳华,古山名,又名华阳。在今陕西洛南县东北。”

由以上种种引述可以证明,尧、舜之时,由于洛河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浩荡恣肆200多里的洪水终于在华阳山以南满溢成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历史上与云梦泽联袂齐名的“阳华薮”。其范围大约北近华阴,西至洛南,东至潼关,南及商州西北部。虽其浩淼有涯,但泽薮所涉山川坡塬尽成泽国水乡,人或为鱼鳖,受灾难民只能栖居高山,生计无着,惟有望洋兴叹之愁。大禹导洛自熊耳之后,浩荡洛水一泄中原,流入黄河,水患始得消退,华阳薮也不复存在。但其所遗湖蚌水族遗赅在这一带土层岩石中却广有储积,当地居民时有所获,这也是阳华薮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物质证据之一。

另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荆州的贡赋经由江水、沱水、涔水和汉水运送,再经过陆路进入雒河,然后到达南河(泛指中原)。豫州的贡物也要经过伊雒河进入黄河。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大禹导洛自熊耳以后,不仅使为患数十年的阳华薮沧海变为桑田,而且使肆虐为害的滔滔雒水成为水利。洛水不仅沟通了荆、豫二州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联系,而且肥沃了中原大地。更重要的是,它为几百年之后的西周王朝所青睐倚重的首善之区—“中国”(上古时对黄河流域的泛称。其时中原大地而外,四方皆蛮夷戎狄,故以中原居于中土,称为中国)——奠定了丰饶富足的物质基础。

“熊耳山之争”是商洛历史上聚讼最为激烈、

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第一疑案”

 

附图三:《禹贡》所载九州山川形势图,雕版墨印,宋代。

 

大禹治理洪水的主要工程项目是“道九山”和“导九川”。“道九山”,就是开通九条山脉之间的通行道路。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至倍尾山,即是“道九山”系列工程中的一条重要道路工程。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注疏的《汉书·地理志》说,“熊耳在陕(县)东。外方在颖川,即崇高也。桐柏在平氏东南。倍尾在安陆东北。言四山相连也。倍读曰陪”(《史记》曰:“负尾”,《汉书》改作“陪尾”——本文作者注)。查:颜师古所说的熊耳山,在河南陕县东150里。外方山,在河南省西部,为秦岭东段支脉,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00余公里,是伊河、颖河的分水岭。桐柏山,在河南、湖北两省边境。西北——东南走向,主峰在太白顶,为淮河发源地。陪尾山,古山名,在今湖北安陆县北。《汉书·地理志》:“安陆(今湖北云梦)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其后,郑玄《尚书》注、《水经》、《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皆从此说。据此可知,大禹开通这条道路的目的在于沟通陕、豫、鄂、皖四地之间的联系。

“导九川”,即是疏通九州域内为患最著的九条河流大川。凿通熊耳山以疏导洛水,使它流向东北,与河南境内的涧水、瀍水会合,又向东流与伊水会合,再向东北注入黄河,即就是“导九川”这一伟大系列工程其中的一项重要工程(详见附图三)。《史记·夏本纪》的原文是:“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涧水,源出河南渑池县东北,东流经新安县,南至洛阳市,西折东南入洛河。瀍水,源出洛阳市西北,东南流经旧县城,再东入洛水。伊河,源出河南栾川县伏牛山北麓,东北流,在偃师县杨村附近入洛河。按说太史公在《史记》中已将这项工程的起止点交待得很是明白了,并没有多少疑义之处。不料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在《汉书·地理志》中明确提出:“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为伊水所出”的观点之后,即在经传注疏界引发了一场旷世持久的“熊耳山之争”,争论时间几近两千年,迄今仍未见有平息。

首先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东晋训诂学家郭璞(276-324),他在其所编著的《山海经》郭注中明确的说:“熊耳山,今在上洛县南”。南宋学者蔡沈(1167-1230),在其所著的《书集传》一书中亦力挺郭璞的“上洛县南”观点,谓班固的汉志为非。魏晋时,晋分京兆尹南部置上洛郡,辖县四,分别曰上洛、曰商县、曰拒阳(今洛南县地,寻废)、曰丰阳,俱隶司州(即司隶校尉部,治所在今洛阳东北)。上洛郡和上洛县的治所,均在今商洛市商州区。据此,郭璞所指的“熊耳山,今在上洛县南”的说法显然不可能成立,因为上洛县南没有熊耳山。商州境内的熊耳山在上洛县治西,地理方位也不对。可能郭璞将今洛南县地视作是古上洛县治所在地了,其实魏晋时今洛南县仅是上洛郡的一部分,未设县。

嗣后还有学者提出:“熊耳山在河南宜阳”之说,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527)即在《水经注》中驳斥说,“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宜阳熊耳山在洛水北———本文作者注),此自别山,不与《禹贡》‘导洛自熊耳’同也。”

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581-645)在《<汉书>注》一书中,又别出一说 ,注云:“熊耳山在陕东”。陕,即河南陕县,陕东百五十里确有山名熊耳。

清人编撰的一部《陕西通志》则又提出了另外一种新颖观点,其说法是:“禹贡所云导洛者,实(洛南)县东之熊耳也。商州亦有熊耳山,人多误指。熊耳山在洛南灵口境内,该乡有一处塞子口,相传为大禹导洛处。”

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断然否定“卢氏说”和“上洛说”。他少承家学,熟谙经史。历三十年心血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124卷,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名著。顾在该纪要中明确指斥到:“郭璞注《山海经》云熊耳在上洛;《括地志》言熊耳在上洛西三十里;《元和郡县志》言熊耳在卢氏县南五十里,皆随后世指名耳。”书中所言《括地志》,为唐代地理著作,凡550卷,又序略5卷。题为魏王李泰撰,实出于萧德言等人手笔。唐、宋著作多曾称引,其后散佚,今仅辑得数卷。其书多根据经传,并援引六朝舆地书籍以为佐证。《元和郡县志》,唐地理总志,唐宰相李吉甫撰,凡四十卷,现存三十四卷。现存较完整的总志,以此为早。其书记载较详,较为可据,为后世重视。顾祖禹在挥斥以上三说的基础上,又独辟蹊径,提出了以下观点:《汉志》说“洛水出上洛冢岭山”;《水经注》云“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春秋说题辞》曰“洛出熊耳山”;《山海经》亦云“讙举之山,洛水出焉”。其实“讙举山、获舆山、冢岭山,皆一山而异名也。”“三山同在上洛之地,溪涧相通,无容歧别,为一山,谓导洛始功于此,未为谬也”(《读史方舆纪要》卷54)。与顾同时代的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1633-1714),在他撰著的《禹贡錐指》一书中,将顾祖禹的这一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其书云:“此山(讙举山)自上洛以至卢氏县 ,亘200余里,总属禹贡之熊耳,其说是也。”清人吴卓信在《汉书·地理志補注》中也赞同胡渭的观点,他说“盖此山(即广义的熊耳山——本文作者注)盘基甚广,随地异名,故本志(指《汉书·地理志》)(言)“在卢氏之东”,而郭(璞)注《中山经》“在上洛之南”,再郦氏(郦道元)、孔氏(孔颖达)、《书·正义》(皆言)“在宜阳之西”,实一山也。可知熊耳西起陕西洛南,东达河南宜阳,东西锦亘数百里,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一座名山。由此可知,今洛河南岸山脉,可概言之为熊耳山。”蒋廷钖的《尚书地理今释》也同意吴卓信的以上说法,他说“熊耳山,在今河南卢氏西南70里,接陕西商州界。熊耳虽有东、西异名,其实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卢氏。蔡传(即蔡沈《书集传》)以班固为非 ,非也。”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藏励穌等编著,1931年)在“熊耳山”辞条下进一步解释说:“今地学家总称商县、陕县,东至宜阳、渑池诸山,曰熊耳山脉。”谷歌《地球和中国地形图》分析说,秦岭在陕西与河南之间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南支为伏牛,中支为熊耳山。可知熊耳山是东秦岭的余脉之一,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分界之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秦岭”条目也记载说:“《三秦记》:‘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800里。’《名胜志》:‘谚云:秦为头,虢为尾,与太华相连。’按:‘今自甘肃皋蓝而东 ,亘陕西南部、河渭汉沔之间,直至河南陕县,其间乌鼠、未圉、太白、终南、太华、商山诸山,皆秦岭山脉也。’”《辞海》“熊耳山”条也说,“熊耳山在河南省西部。秦岭东段余脉。以两峰状若熊耳得名。东北——西南走向。自宜阳县至豫、陕两省边境,长百余公里。伊、洛两河分水岭。主峰全宝山,海拔2094米”。由上述各种资料所说可以知道,位于陕、豫两省之间的熊耳山脉,其实是大秦岭东向的余脉。清代诸位地理学家的论述,与谷歌的地形图分析以及国内地学家的论述结论,观点是基本吻合的。另据清康熙四年(1665)成书的《续修商志·卷—沿革》记载,“旧志曰,按:商略广轮无考。隋析卢氏,唐析朱阳与河南,明析上津与湖广。……洛南,春秋上洛地。”可见古代学者言“熊耳在上洛之地”亦有其道理在,概由行政区划频繁变动而引发学者们观点的歧见。历史地理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于此可以窥知。另外,我们可以试想:大禹疏通洛河这样的浩大工程,决不会是只凿通卢氏县所在的熊耳山一段,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为洛河泛滥成灾所形成的阳华薮范围浩大,波及甚广,欲使之完全消退,需要疏通的主导河道距离一定很漫长,涉及的沿途山岭众多这是必然的。所以,大禹所要治理的熊耳山肯定是阻碍泄洪的南岸诸山(北岸地势皆高)。这些南岸诸山,依照颐祖禹的说法,其实都应当统称为熊耳山脉。至此,历代地学大儒们关于大禹“导洛自熊耳”的争论,应当到此算作结束了吧?

“熊耳山之争”在商洛引发的涟漪大波

“熊耳山之争”事涉发源于商洛境内的第二条大河——洛河,当然会在商洛引发争议。最先发表意见的却是北宋哲学家邵雍(1011-1077),他字尧夫,谥康节,其先范阳人,后居洛阳。屡授官不赴。他创建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自成体系,影响较大。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康熙《续修商志》卷8“寓贤”记载,邵雍曾“游商,爱南秦川风土,卜居八年。与州守宋郎中友善,时以诗酒酬答。”他在商洛游历期间,曾写有《辩熊耳山》一诗,其诗云:

昔禹别九州,导洛自熊耳。

熊耳自有两,未知孰为是?

东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

书传称上洛,斯言得之矣!

诗中所称的两座熊耳山,一当是成周(代指洛阳。周成王建都于洛阳,故邵诗以成周代之)附近的熊耳山,亦即卢氏熊耳;二是指古上洛县城西边三十里的熊耳山,位置在丹江南岸。

邵诗说“书传称上洛”,其实他所言并无古籍版本依据,假若《尚书》、《左传》中皆有确指,历代经学鸿儒之间,怎么会酿出如此旷世不休的一场大辩论?邵诗所称的《书》疑似是郭璞所注的《山海经》。“传”也非是指《左传》,当是“传播”的意思。我们商洛以前所出的两本古诗精选都将邵诗中所说的“书传”二字注释为《尚书》和《左传》了,皆错宜改。邵雍这种推理方法,在校勘学大盛的宋代,属于“他校法”。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创造性阐释完全违背了洛河流域的基本地理常识。商州城西的熊耳山属长江江流域,与黄河水系的洛河的治理疏通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却怎么能说是“斯言得之矣”呢?也可能邵先生是受了郦道元《水经注》的误导,将《水经注》中所说的“丹水”与商州境内的“丹江”混淆为一条河流了。《水经注》原文是这样写的:“洛水出上洛县讙举山,东与丹水合。又东,户水注之。又东,得乳水。又东会龙余之水。又东,至阳虚山,合元扈之水。又东历清池山傍,合武里水。又东,门水出焉。又东,要水入焉。又东,与获水合。又东经熊耳山。”王如玖《直隶商州总志》卷3“疆域·洛南县山川”篇接着《水经注》的话头写到:“北东入卢氏界,为豫州。计流洛南县境三百二十里。”据《山海经》记载,“竹山之阳,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竹山在洛南西北部。《直隶商州总志》谓“《水经注》有丹水、户水、乳水、龙余水并入于洛,疑即地

 

附图四:清乾隆十九年商洛山川地理形势图(局部)

 

画岔诸水也”。在该志卷2“商州山川·竹山”条目下,王如玖又夹注到:“今考,出息邪涧者,即本州至淅入均之丹水也。出竹山者,乃洛南入洛之丹水也。考《水经注》则二水源流廻别。自说者指息邪涧为竹山,而使二丹水之源遂混。然竹山在州西北二百里,而华州、渭南交界适当其地,意竹山当即渭南之箭峪;而息邪涧为冢岭下之涧,愈无疑矣。”因些王如玖判云:“此丹水别为一水,非商州之丹水”。邵尧夫可能未去实地考察过,读《水经注》仅凭字面之辞,轻信而误判,自己却不加以分辨,故而将商州治西的熊耳山与“导洛自熊耳”的熊耳山混为一谈。实际上此熊耳山与洛河并无地理上的任何关联。而郦道元所记也没有错,只是他不知道后之来者竟会不加分别地将此“丹水”误认为彼“丹江”,从而才衍生讹误。

商洛现存的几部旧志中的将“熊耳山之争”分辩得最清楚最明白的,当属《直隶商州总志》。其志成书于清乾隆九年(1744),主编为时任商州知州王如玖。商州原为西安府管辖的散州,雍正三年(1725)升为由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的直隶州。其志所记,涵盖商州本土暨洛南、镇安、山阳、商南四属的乡土地理和经济人文情况。该书资料详略得当,体例完备,可资借鉴利用,史料价值较高。陕西西安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赫庆曾高度评价王如玖的《直隶商州总志》说:其志“约而该,详而要。准诸《天官》以定星野,而占候度数,(僧)一行、《括地》之所不能周也;准诸《禹贡》以正疆域,而山川地势、河渠道里之备列也;准诸《周礼》以明建置,而城郭庙社、关梁都鄙之悉举也;详田赋食货之出,而积储物产之必登;严职官选举之条,而循吏人才之尤重;至于首高士以端人品,谱世家以励风俗,是其发例起凡,有廻出寻常什百者,宁仅高文典册与元扈、丹水之艺文相辉映而已哉?”内中文字虽不乏夸饰之嫌,但王如玖“合四邑之册,更为访罗,别为条例,编为十四卷。搜之通志以酌其取舍,节之旧志以备其参考,略者详之,不能详者慎之,繁者删之,不必删者仍之,阙陋之失,宁敢云殆尽与?第较之前乘差为明备耳。后之闻人,期得有所据以为蓝本。”(以上评语均引自赫庆《直隶商州总志序》)可谓是对王志的肯切的评。如他书中曾对熊耳山有过数处的分辨和夹注,其治史的严谨和审慎态度,实在让我们这些曾经为商洛地方志修编致力过的后学为之感动和自愧!

现将王如玖在《直隶商州总志》中为分辨“熊耳山”所夹注解释的原文照录于后,以帮助读者进一步加强理解。

(1)“上洛县有熊耳山(《隋书·地理志》)”。“山在上洛县西四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括地志》)。按:州属熊耳山有二。一在州西,一在雒南县东,与卢氏接界。虽州与雒南俱属古上洛地,而洛水所经则雒南之熊耳,非州之熊耳也。乃贾志(指贾某人所编修之《洛南志》——本文作者注)云:‘州熊耳为伊水所出’,是误指(州)熊耳为雒南之熊耳矣。考《水经注》:‘伊水自熊耳东北,经鸾川亭’。又《河南通志》云:‘伊水出卢氏闷顿岭’。则是熊耳西为雒南,东为卢氏,壤界虽接,而伊水亦不出雒南境也。恐贾志贻误,故特辨之。”(引摘自商洛地区地方志办《〈直隶商州总志〉点注》第84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年12月)

(2)“熊耳山,在(洛南)县东百二十里(《县册》)”。“上洛县有熊耳山,在东北(《汉书·地理志》)。”“导雒自熊耳(《书经·禹贡》)”。“洛水又东经熊耳山北(《水经注》)”。“山在(洛南)县东,商、虢分壤之处,洛水自此为大,故禹导雒始此(《县志》)”。王如玖按:“县境本属汉上洛地,而《禹贡》所云导洛者,实县东之熊耳也。商州亦有熊耳山,人多误指,辨见“疆域第二”。(出处同上,第110页)

王如玖所称的熊耳山实在洛南县县域之内,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处,在商州与虢州分壤之处。他的观点与上文所述的《陕西通志》的说法基本一致。虢州,隋开皇三年(583)置,治所初在卢氏。唐贞观中,移治弘农(今灵宝)。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省西部,灵宝、栾川以西,伏牛山以北地。元代至元八年(1271)废入陕州。王如玖所指熊耳山具体位置详见附图四。

王如玖虽是直隶宛平进士出身,雍正四年(1726)出任商州知州,在任计十有七年。显然他对商洛的自然地理情况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关于熊耳山的辨识,应该是可信的。

解后赘语及求解小结

吕叔湘先生曾说:“窃以为一切科学工作都是纷纭中求条理。如果目无纷纭,只是在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上做文章,到头来有何结果?”余英时先生也说:只有“根据原始史料所透露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第5页)。这两位导师的教诲,对于匡正当前学术界浮燥不实、急功近利,甚而作伪剽窃的歪风邪气等,实在是谆谆劝善的至理名言。

著名学者陈垣先生教导自己的学生时,曾说过一句雷人猛语:“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逛汝!’”他讲授史源学即要求学生择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因其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练习学生读史书的认识能力及方法,并且纠正其中的疏漏和缺失,以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他的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作风,今天实在值得努力加以提倡和发扬广大。

“熊耳山之争”只所以在史学界能形成千古疑案,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先辈们太过轻信于书。读经疑古固然是做学问的一条好的路径,但访渎搜渠,实地考察,则更能揭示历史的真伪和走近历史的真实。何况要搞清“导洛自熊耳”的历史真像其实并不复杂,只需我们象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和王如玖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史实的发生地去走一走,看一看,问题可能就可以解决。而将自己一惟地关在小房子里穷经皓首,据书言书,或者在故纸堆里去拂尘剔蠹,引经据典,且不顾首尾,仅凭相互转述,而妄下断语,终究是搞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总之,历史是“公器”。公器者,社会公共资源也。即是公共资源就不能为任何人、群体或集团所私有,亦不能以任何个人、群体或集团所带的偏见去利用,须以公正、持平的态度去发掘发现,而忌偏狭和极端。历史学求真的本质也规定,历史的叙述必须客观、平实,不可带有个人爱憎、好恶。“公器”的功能和学科的性质,都要求研究者秉持不偏不倚的中立价值观。当然,历史的复原终究是“选择性记忆”,史实繁复杂芜,史料浩如烟海,仅从技术上说,研究者既不能穷尽,更不可能完全复制,只能通过筛选来建构历史叙述。而建构的历史叙述是否客观、真实,除了研究者个人的治史功力而外,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因此,本着不偏不倚的态度,还原已逝去历史事实的本真,修复其残缺或遗漏的原貌,澄清不实或歪曲的谬说,即是对历史负责。唯有如此,也才能予公众以公平。

以上絮语乃自己的一孔之见,是求解过程中自己个人的一点心得与体会,特附记在这里,与学界同仁共勉同励。

行文至此,是非曲直已明,暂作小结如下:

 

附图五:卢氏县山河口地形图

 

1、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言“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的观点是正确的。相传大禹开山泄洪的具体地点在卢氏县范里镇山河口,其地东距卢氏县城15公里(详见附图五)。该处两岸山势峭拔如削,河口极其狭窄,水流湍急,滔滔洛水自西南蜿蜒而来,穿过此山口出卢氏县入洛宁。据当地人传说,大禹导洛成功后,曾在山岩上亲书一“雒”字以为纪念。据说这是九州域内唯一存留的大禹手书真迹,可惜现已模糊难辨。只是当年劈山民工用过的石灶、石盆等器物尚存。清代有人曾在石壁上镌刻有“神禹导洛处”五个大字(资料来源:屈天时著《屈氏折木》,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4月)。

2、郭璞、蔡沈“熊耳山在上洛县南”的说法,将行政区划混淆,地理位置描述也有误(应是在今洛南县东南,古上洛县东北),但其总体观点似无太大错误(参见附图四)。

3、王如玖久为商洛地方行政主官,熟稔商洛地域山川地理形势,为编纂地方志书他也曾亲自访罗过许多地方,可以说对于“大禹导洛自熊耳”的争论他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另外,他的考证结论谨慎细密,证据也得力可靠,因此,他对熊耳山的辨析符合大禹当年治水时的实际情况。他所说的熊耳山准确位置在洛南大圣山以南,云显山以东,千文山以西,丹凤的少习山以北(详见附图四)。

4、邵尧夫先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的著述及道德文章,吾辈须仰而视之。但他对于熊耳山的断语却不能令人信服,也误导了我们地方的几辈人。当然,尧夫先生的观点仅是以一首小诗推出,可能他寓居商州期间同地方官交谊过密,碍于情面,而无心成此谀地之作。所以我们在研究大禹治水这类重大问题上,对于先生这首小诗的态度切不可太过较真。

5、熊耳山的广义说法,似乎有模糊争论焦点之嫌,但这一说法也有其一定的道理所在。尧舜时造成洛水雍塞成灾的沿途障碍恐不止卢氏熊耳山一处,洛河沿岸大大小小的山山岭岭大概都会成为阻碍洪水畅流奔涌的因素之一。前文所说的那部《陕西通志》所指的洛南灵口镇东边的“塞子口”,我也去过几次,山上即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从这里往东,到河南省境内的官坡、蓝草以至于卢氏县的熊耳山,尚有好几十公里的路程,其间不仅水道繁复多障,而且地势高差错落跌宕,可以想见大禹治理时开凿疏通工程的艰巨和不易。他的业绩的取得,决不可能是只开通卢氏熊耳山一处山岭,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当然,上列的1、2、3、5四类观点还是应该有主有从的,不可能平分秋色。我以为,班固的观点还是应当为主,其余的为辅,以为补充或备参考。不知道读者诸君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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