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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话商於
2014-11-10 10:08:40      作者: 朱轩堂 姚怀亮       点击:

(一)问题的提出

陕西省十大文化旅游景区之一的《商於古道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总体控制性规划》已通过省级评审,即将出台,而这条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闻名于世的历史通道的起止点说法,迄今却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其道路始点在商洛(史称上洛或商邑),史学家们普遍认同。而其道路终点,按照成书于清康熙四年的王廷伊《续修商志》所指的河南内乡七於铺或於村镇(史称於邑),现在仍然没有找到。可能有些同志以为,此事并非兹体重大一类性质的问题,但对于古道项目将来建成之后务必向游客立牌公告的《商於古道文化旅游景区总体概况简介》来说,总是一件不可能绕得过去的事情。届时我们不可能让前来商洛探访了解春秋战国历史的中外游客,满怀求知欲望而来,却一头雾水满腹狐疑而去。所以,对于商於古道的起终点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重视起来,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尽快派员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和田野考证,以形成最终的历史结论,也算是我们这一代人为古道文化的进一步勘定认知所应尽的一份历史责任。

前一段时间,市政协曾组织文史委部分委员,并邀请西安部分大专院校的专家,对商、丹、南三县沿线景点以及河南西峡、内乡和淅川进行了专题考察调研,寻找历史上的七於铺或於村镇。结果,大家既为考察收获颇丰而高兴,又为寻找七於镇无果而遗憾。之后,又有一热心此事的市决咨委老同志,利用探亲机会,自费赴河南的西峡、淅川和内乡一带去“寻找於村”,从获得资料初步判断:“现在内乡县桃溪镇彭家沟村於家沟或桃溪镇所在地西庙岗村,可能就是历史上商於古道的终点‘七於镇’或‘於村镇’”。此一消息在《商洛日报》刊出后,引起社会热议,我们既为这位老同志关心地方历史文化事业、虽未事先衔命而又热心勇行的探索精神大为感动,又为他的初步推论和判断意见缺乏翔实可靠的史料根据和地名沿革的得力佐证,以及於氏家乘谱牒或於氏先祖墓地碑石短碣照片资料而感到遗憾。但不管咋说,这种知难而行的探涉,应算是一次有益的考证和研究。

春秋战国时开辟的商於古道是逐水而行、践草成径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不可能完全与我们今天飞车畅行的312国道的路径走向完全吻合。它同唐代商州刺史李西华所开的避水碥道、明代商州知州郗元洪重修的“郗公路”等,路线大概也都不会重合。王维有诗云:“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元稹亦有诗云,“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王维诗中的白羽,即今西峡县城。荆岑,即荆山,在今湖北漳县之南,古代通襄阳之路。元稹诗中的“商山淅岸村”,是指他受贬到湖北江陵,沿商山到淅水之岸。淅水,为丹江最大支流。由此可见唐时由商於道赴襄阳、江陵一带只需沿淅水而行,亦不必绕行郦邑(即今内乡),更可见商於古道的终点於村断不会出现在今312国道赴内乡的道路附近,它一定会在今淅川县境内的淅水岸边。

(二)“商於”之争由来已久

为了破解“商於”之谜,近来我们旷费时日,翻检了许多历史典籍、学术论文和一些史志资料,发现历史上对于“商於”一词的理解和认识本来就不是很统一的,在有的结点上分歧意见还是比较大的。

先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龢等编,1931年5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初版,1982年11月重印),其在“商於”条目下介绍说:“在河南淅川县西。战国时秦地。《史记·楚世家》:张仪谓楚王曰:‘今使使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注]裴骃曰:‘地在南乡、丹水间,有商城在於中,故曰商於。’《通典》:‘今内乡县有於村,亦曰於中。即古商於地。’”前一种说法表明:(1)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与传统的“丹江中、下游一带”的习惯说法比较接近;(2)商於之地,方圆600里。是地域面积概念,不是“商”至“於”的里程长度概念。后一种说法是南朝史家裴骃为《史记》作注时提出来的,他说:商於在南乡和丹水之间,因为有一个商城在於中,所以将这一地方叫商於。查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知:(1)南乡,为后汉置县,为侯国。三国曹魏置南乡郡,晋废。故城在今淅川县东南。王廷伊《续修商志》卷一古迹亦载:“南乡故城,濒丹水之阴,系晋兴宁末上洛太守王靡之改筑。城北半据水中,左右夹溪,春夏水涨望若孤舟。”说明公元363—365年间(东晋哀帝司马丕时)南乡郡属上洛管辖。(2)丹水,古鄀国之地。秦置丹水县,唐省。故城在今河南淅川县丹水之阳。又翻检《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8月出版,主编阎崇年)所列“淅川县”条目,知:“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丹水、中乡二县;西汉置析、丹水、顺阳三县;东汉建安十九年(214)置南乡郡,下辖丹水、南乡二县和顺阳侯国;西魏置顺阳、丹川、秀川、析阳等四郡,下辖淅川、丹水等十五县;北周置南乡郡,下辖淅川、丹水、顺阳三县,后屡兴屡废;明成化六年(1470)复置淅川县。”可知丹水县设置时间长达300余年(秦—北周),历史比较悠久。看来,王廷伊《续修商志》所载:“丹水县:西汉名。汉纪:‘王陵起兵丹水应汉’,即此。今山阳竹林关”应为错记。裴骃所说的商於,夹在南乡、丹水二个旧县之间,它绝对不可能有600平方里这样大的地方。二县之间有商城和於中这样的村邑,也可能是事实。笔者曾见过一份历史地图,就将“商於驿”标在这儿,而且列在陕西的“富水驿”和河南的“临湍驿”之间,也符合“於村”应该处在的位置。裴骃之所以如此注释,似太过相信忒小地理名称的真实,而罔顾历史视野的宏观和博大。

再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关于“商于(於)”的介绍:“古地区名。又名于(於)中。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公元前313年秦国遣张仪诱使楚怀王与齐国绝交,诈以割让商于(於)之地六百里,即此。或以为商于(於)系指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于(於)(今河南西峡县地)两邑及两邑间的地区,即今丹江中、下游一带。”前者说法完全是裴骃观点的翻版,将地域宽阔的600里商於硬要塞进小小的“於中”村。后一种说法,大的概念是正确的,但“于(於)邑”绝不是今河南西峡县地。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历史上内乡、西峡和淅川三县的县制沿革交叉撤并、交集过多过濒,以致产生今日之歧见。西魏大统年间,于今西峡县境设立内乡县。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内乡县治所由西峡口迁至今内乡县域所在地的渚阳镇。明代成化六年(1470)在内乡之西部置淅川县,清袭之。1949年又将内乡西北部划出,新置西峡县。春秋时,今西峡、淅川二县地统称为“析”。是故西峡县在迄今的许多县域古迹简介中,仍然将丹水故城、於邑故城、析邑故城、北郦故城等尽收入西峡县的囊中。另外,《辞海》说商於系指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於(今河南西峡县地)两邑及两邑间的地区,这种说法更不准确。

(三)肜良翰:於村已在水中央

重修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姚氏商南支谱·卷之三》载:其十七世有名姚乃言者,字纶如,邑庠生员。生于康熙四十三年正月初七卯时,终于乾隆三十年二月十三日戊时,寿六十二岁。葬邢家沟涧下东侧。貤赠修职佐郎。其元配张氏,系河南淅川县於村张姓女。归宁而殁,即葬於村。貤赠八品孺人。此一资料为民间谱牒实录,决不会造假或乱写误记,因为中国的家族谱记历来“亲九族,尊敬宗”,重视“礼经所传,千古为昭”。于此可见,“於村”确在今河南淅川县境内,其言决不会造假或打诳语的。

具体的地理位置,据河南南阳水利局年逾九旬的水利、地名问题专家肜良翰同志考证后认为,“商,即今陕西商县;於,即於城,在今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的盛湾乡马川村,西南古城岗处。若以里程计算,商县至於城之间的距离约300公里,与张仪诈称的600里大致相符。”肜良翰曾担任南阳地区水利局领导职务多年,又是水利专家,亲自参与了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其足迹遍履全地区大小沟峪河汊,对下属各县村落民居、古迹遗址皆了然于胸。因此,他对于於村的地理沿革、地名变迁、村名演变历史,以及现今已没入丹江口水库的情况自然熟悉不过,其所指认的於村地理位置,应该确凿可信。河南省的同志为了夯实这一立论,还潜心寻找了两条可靠的论据:(1)《水经注》曰:“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东南。过其县南,又过商南县。又东南至于丹水县,入于均。”郦道元自注云,“……丹水径流(析、丹水)二县之间,历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此矣”。丹水、析县,在汉代是很重要的两个县,地理位置也很相近。《汉书·王莽传》记载:析人邓晔、于匡起兵南乡时有百余人。晔自称辅汉左将军,匡为右将军。首先“拔析、丹水,攻武关,都尉朱萌降。”《括地志》亦载明,丹水故城,在内乡县西南一百三十里,去丹水二百步,所谓内乡近西峡口。唐时的内乡县治在今河南西峡县城关镇。因此,一百三十里的距离数,应从那时的治所开始计算,而不能从今天的内乡县治起算。所以,河南的同志确定,丹水故城即今淅川老城。即春秋时的古鄀国地。析,原为楚白羽地,后为秦地,秦改析为中乡,西汉又改中乡为析县。据清《嘉庆一统志》记载,“析县故城,在内乡县西北,本春秋时楚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人过析隈(隈,水曲),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秦人所过的析邑,即此。其遗址在今西峡县城东北的500米的莲花寺岗上,有残存城墙、城基存在。而与其并列存在的析县故城,则在于莲花寺岗下,老鹳河东岸。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一书记载,“(析县故城)周四七里许。”现存考古文化层1-4米,出土的历史文物有西周的陶鬲、铜鉴,战国的铜盎,以至汉、唐、北宋的器物。(2)郦道元《水经注》“丹水”条记载:“析水又历其县(汉析县)东,王莽更名县为君亭也。而南流丹水县,注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水),有析口之称。丹水又东南经一故城,名曰三户城。昔汉祖入关,王陵起兵于丹水,以归汉祖。此城疑陵所筑也。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师所戍也。”民国《河南第六行政区疆域沿革考稿》曰:“……径出於村保,古商三户城在焉。”《淅川志》又谓“三户城在城南於村保周围一里。即古之秦张仪许楚商於之地”。《史记·项羽本纪》中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即来源于此。(以上资料来源:陈昌元《上鄀府簠与鄀国地望考》,原载《楚都丹阳在淅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主编张西显)。综上所述,河南的同志用丹水县、析邑、析县、三户城、商密五个古城遗址确定下来的地理位置,来最后推定於村的具体位置,可信度应当是比较高的。

(四)侯甬坚:商鞅所封十五邑应

以商邑为中心,并不存在一个於邑

学术界的研讨、争论历来是极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时候往往会出现反复,旧日的论证结论可能又会被重新拉回原点,再起新的风波。“於邑”有无的问题,就是一个案例。

侯甬坚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教授,他自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悉心研究商洛通道的历史文化,著有《丹江通道述论》、《商洛道的历史发展历程》等历史著述。他在《论唐以前武关的地理位置》一文中,大胆提出了“於商十五邑是指以商为首的十五邑,并不存一个於邑”的新观点。因为当时我们大家都在市县忙于修编新地方志书,对于商洛通道的磅礴历史尚涉猎无多,所以对于侯先生提出的观点基本没有回应,当然也没有引起争论,因而将这一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延迟至今。

侯先生的观点是,“秦孝公时卫鞅受封於商十五邑,与楚国直接对垒。一般认为,商邑位于商州,於商地处内乡县西面。於邑果真在今内乡一带,战国时武关就不可能在今武关位置上,因为於邑不可能悬置在边关之外。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形势,秦楚间屡起衅端,楚国一再加强析邑边防力量,秦国并无在丹江下游设立於邑的条件。因为:(1)析邑为楚人所有,秦人在析邑偏东设立於邑,置重臣商鞅于虎口,于事于理难以讲通;(2)秦国设商塞,武关于两国接壤地带,不可能将於邑隔在关外;(3)在商鞅南逃过程中,文献资料仅提到边关(即武关)和商邑,而未提於邑,於邑在其它场合亦未单独出现。”

在提出上述观点的同时,侯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他自己对“於商十邑”的基本认识及历史解释。他在文章里这样写到,“《战国策》第三卷里说:‘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於商,号为商君’;《水经注》浊章水篇,引《竹书纪年》:‘秦封卫鞅邬商,改名为商’。这两处均单作‘商’,而不作於商,又改邬为商,均可注意。《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越世家》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战国纵横家书》作‘秦将不出商於(于)’等等,地名用字前后变换使用,战国时代的商於似为一个地方,单作商字的记载即可为证。改邬为商当是商於或於商一词的来源(本文作者插注:西汉末,当邓晔、于匡起兵时,析宰曾统率数千士兵驻守在邬亭这个地方,以拱卫武关。候先生认为,根据邓晔、于匡部队的行军路线,邬亭当建在今西峡县西坪镇或商南县富水镇那样的河川平地之上)。陈逢衡先生在《竹书纪年集证》里认为:‘於读为乌,当即邬邑,旧名止邬,今改曰商,故谓之商於。’虽然邬改成商,但人们一时不能习惯,在使用中有单称商的,也有商或於商连称的”。总之,上述侯文是一篇引据高出、前堵后防、论述十分缜密的宏文大论,就这样便将商於古道上的一处重要结点地——於邑轻易地否定掉了,断然地判其为“不存在”。

当然,我们如今审视侯先生提出的这一论断,应该注意到他立论的目的纯粹是为唐代以前的武关地理位置划地设牢的。不否定武关之外的於村,指实今天的武关即唐以前的武关的观点就不可能立起来。而他提出的三个理由却不符合春秋时的秦楚形势。楚熊渠逐渐强大始称王之际,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撇开天下共主的周王朝,擅自攻打庸国,并且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的勾亶、鄂和越章(当然事后又惧于列国舆论压力,悄然撤去封号)。为何战国时候已有“虎狼之国”凶猛称号的秦国,就不敢在商鞅打败赵国、吞并河西之地之后,荣膺重封,将他的封地越过武关,跨入楚地的於邑呢?秦孝公当时置商鞅封地于秦楚交接错壤之地,目的就是要将“商於之地”当作觊觎楚国的前哨阵地。不然,孝公怎能舍得将他所喜爱的重臣食邑安排在关中之外,鄙在秦岭山中的郊野地方呢?商鞅当时已权倾朝野,功高盖世,却也乐于接受这一封邑,为什么呢?显而易见,他们君臣当时对这个封邑安排应该是有一定深意和企图的,纯粹是一种莫与外人所道的战略默契。

后来,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人真正的将战争的锋镝指向了东方。从此,楚泽秦关蜂起乌合,九商七於豖突狼嚎。公元前312年春,为报张仪诈楚之仇,楚与秦战于丹阳,楚军大败,被秦“斩甲士八万”。屈匄、逢侯丑以下将领七十余人被俘。秦又借机逆汉水而上,一举占领汉中诸地。怀王怒不可遏,乃悉国兵复袭秦,双方战于蓝田,楚军又遭大败。怀王三十年(前298),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又一次“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公元前292年,秦将白起拔宛,宛西以下诸城尽为秦军占有。自孝公十一年(前351)“城商塞”,秦二十二年封商君,以至于白起拔宛,总计时间不过五十九年。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不正是当年秦孝公、商鞅君臣立足商於窥视楚地的高层战略设计的目标所指吗?显然,侯先生“置重臣商鞅于虎口”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更何况楚文王元年(前689年),楚都已由丹阳迁至郢,丹阳已不再是楚国可靠的后方。侯先生说,楚一再在加强析邑的国防力量,但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战争,都证明击破析邑如同摧枯拉朽,析邑并不是固若金汤的坚城。至于“於商”、“邬商”、“商(於)”等名称的前后变换使用,可能是经传典籍在注疏过程中,各家观点认识的不同,交流讨论的方式落后,信息传递的隔膜等原因所造成的,似不必为据。对此,今天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过分较真。更何况你无论承认它的存在也罢,不承认它的存在也罢,於邑——它都仍然真实地历史地存在在那里。

(五)“商於六百里”是里程概念,还是地域面积?

最后一个问题,是“商於六百里”,究竟是里程距离概念,还是区域面积的概念?

唐贞元七年(791)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奉命征发工役十余万,对商於道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治。据《唐会要》卷八十六和《册府元龟》记载:其时,“西至蓝田,东至内乡,七百余里,山阻重沓。小遇暴雨,则隔绝行旅,或露居粮绝,旬日不止,则往往僵卧。西华置墙立庐,又遍山通碥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滞。”其后在大中二年(848)诗人李商隐从广西桂林掌书记任上回京,经行商於新道时,曾以《商於新开路》为题,写到“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很显然,《唐会要》、《册府元龟》和李商隐的诗,所讲的商於概念,都是道路长度、里程概念。据当代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考订的《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记载,商州上距长安里数为300里,西距青泥关(在今蓝田县城附近)220里,蓝田关150里,东距武关驿180里,商於驿230里,(又:《史记》卷四解文颖说“武关在析县一百七十里弘农界)。可知:唐时所指的商於古道起止点有异于战国时期的商於古道起止点,而蓝田关——商州——武关——商於驿之间的总里程数为562里,大体接近唐时习惯所称的“六百商於路”的传统说法。另外,这一传统说法启自《史记》,出自战国之际,周、秦时的长度尺寸较唐、较今都为小,今1市尺=33.3厘米,周秦时1市尺=22.5厘米,唐时1市尺=31厘米,若将这一点里程上的差异,叠加上去,“六百商於路”的传统说法,应该达到“盆足钵满”的程度就毫无问题了。因此,《续修商志》的主编王廷伊才敢提笔断言说:“商至於六百里。”

行文至此,似乎这个问题应当毫无悬念了,但还是这位侯甬坚先生又提出了商於“在战国时代不是里程,指的是面积”的新颖观点(侯甬坚《论唐以前武关的地理位置》,原文载《丹凤县志》“资料辑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他在文章中说,“以往人们将於商十五邑分置在丹江上下游,是以‘商於之地方六百里’作为根据的,商州至内乡的路程为六百里,成了这种看法颇为有力的证据。其实,战国时代不是指路程,指的是面积。《太平寰宇记》卷141所说‘商州本商於之地’,已含有此意。所谓於商十五邑,当以商邑为中心,都分布在武关以上的商丹盆地之内。今商丹盆地东西两端直线距离为45公里,公路里程为51公里。宽幅(则)长短不一,一般在2—6公里之间,面积大小基本合于商於地方六百里之数。这个盆地是丹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河道平川,历史有‘百里州川’之称。……盆地自然条件良好,较为富庶,商鞅受封后,就有人劝他‘莫贪商於之富’。秦相张仪诱楚同齐断交,言秦国将把商於之地归还楚国,楚国便能‘私商於以为富’。秦有商於之地,东至武关,即达楚国。此种形势完全符合战国时代的情形。至于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如《史记集解》、《水经注·丹水篇》以及《荆州图幅》,多认为商於都在丹江下游地区,或者说於中(战国时无此地名)在内乡县东。应该说这些著作反映的是北方大批流民南迁过程中,南北朝时期的地理面貌,不少情况与战国时代已相去甚远,自当区别对待。”

侯先生的这一观点,有一半是对的,即商於十五邑应以商丹盆地为中心,具体地讲,就是以商鞅所封的商邑为中心、为龙头、为起点,这应该是战国时期历史原貌。但侯先生讲的另一半,即商鞅受封的十五邑都分布在武关以上的商丹盆地之内,这种只有“商邑”之头,而无“於邑”之尾的断语则显得有点大胆武断了,岂不知秦孝公封商鞅于商邑绝非只让他镇守边关,而是有明显的东进战略。更何况目前尚未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任何史料记载,至于这十五邑都是谁,也没有见到史书记载过,哪怕有一点蛛丝马迹也好。对此,我们只能摊出双手叹息历史的无奈。六百里是里程,是面积,仅只是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角度对商於地域的解析,既然两说皆有所持的道理和依据,还是让它们各自流行吧!

(六)结束语

“商於足富强,形势足上游。”“神州古重地,至止生感慨。胜迹虽已疏,览图识梗概。”“九商不可问,七於名仍在。莫以卫鞅鄙,名都雄畿内。”“蔚然山川奇,灵气当百倍。”“至今光华气,夜发连斗牛。”

上述集句择自清代潼关道兵备副使狄敬履商巡视商州时所写的《商州(三首)》诗,是他“见其(商州)山川之雄壮,道路之险阻,为之追胜迹于即往,期全胜于将来”而发出的历史感慨。全诗对商州的历史地位、古迹文化的赞美,感情真挚,由衷而发。对商州未来的守望,亦临风想往,跃显纸上。极其符合目前我们建设商於古道文化旅游景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所以将它择出,置于本文结语之前,则是出于对已投入项目建设的领导和建设者们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本文通过上述近乎拖沓纷杂的胪列、转述、征引以及论辨,我们以为,已将历史上关于“商於六百里”的一些认识分歧和争论基本廓清,现小结如下:

(一)商於,古地区名称,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完全不必受如今河南、陕西行政区划割裂的影响,实际上它们在春秋战国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地域概念。“商於”一词是楚人最先叫出来的,将“商”和“於”连称也是春秋时楚人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习惯称谓。

(二)依附于丹江流域的商於古道是楚人早期创业建国的基地。商於的最先开发和利用即得力于楚人。成书于战国时《世本·居篇》谓“鬻熊居丹阳”。丹阳即丹水之阳,“阳”就是丹水的北岸。鬻熊,时为楚人的酋长。《汉书·艺文志》“鬻子”篇,班固自注云: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始祖。鬻熊卒后,其曾孙熊绎为酋长。‘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周成王封楚于楚蛮之地,不排除是排斥性质的权力再分配。“楚蛮”之地,大概是指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域,这一地域的中心仍然是丹阳,不过此时的丹阳可能已离开了商县,迁至丹、淅之会(详见王建中《楚初都丹阳兴衰考》,原载《楚都丹阳在淅川》,主编张西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熊绎虽然迁居至丹、淅之会,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对商於的开发,故《左传·襄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曾回忆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天子。”荆山,即楚山,也就是商山(丹、淅之会无荆山)。说明周天子当初封给熊绎的丹阳曾是一块完全荒芜之地,熊绎只好带领楚人“跋涉山川”、“以处草莽”,并且以苞茅(即龙须草,周人用以滤酒)、桃木弓、枣木箭作为贡品,侍奉周天子。楚先人不为逆境所折,披荆斩棘,奋发图强的精神,后来成为楚国创业的“国魂”!楚人在经过鬻熊至熊绎几代人的努力创业之后,生产得到发展,疆域也得到开拓,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商於一带也日益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据王建中同志推算,按周成王在位37年,周康王在位26年计算,熊绎及其后在丹阳生活了约60余年,若将鬻熊师事文王的时间也计算在内,楚人在丹阳至少定居了约130年时间。公元前678年前后,楚文王灭掉申、吕、邓之后,汉水流域的唐(河)湍(河)丹(江)的大片土地已为楚所占领,楚即在申、商等地设县,申的县公为灭申有功的申公,商的县公为后来担任过楚国令尹的子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县级建制。张仪诈楚时,曾劝楚怀王应“私商於之富”。商鞅封商后,亦有人劝他“莫贪商於之富”。商於当初就有富庶之名,足见其得益于楚人开创的艰辛和努力。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高度评价为“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的《清华简》,详细记载了楚国起源、楚王世系及历代楚王定都的地点。清华简《楚居》中明确记载楚先人“游徜徉,先处于京宗。”河南社科院历史学家郑洁祥先生在《夏史初探》一书中言:“京通荆,故《楚居》中所称‘京宗’,似即对应传世文献所称的‘荆山’。当在今陕西省蓝田县霸源至商洛市大荆镇间的大荆河源头白石岩地区。”这一观点与武汉大学历史教授石泉先生的观点基本吻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曾撰文认为,“丹江流域是楚人早期创业建国的基地。”他还说:“清华简《楚居》的内容反映了楚人在丹江流域的早期开发,两个强势政治实体秦和楚,经过丹江通道进行了婚姻交结、外交往来和战争征伐,商鞅、张仪、楚怀王、王翦、周亚夫都在这里有过精彩的历史表演,秦皇汉武都经过这条道路,唐代这里又成为诗歌创作非常密集的文学走廊,此后徐霞客的文化旅游,李自成的军中抗争,也都是商洛历史文化的亮点。”

(三)随着历史的演变,商於古道的里程概念逐渐淡化,而地域概念则不断外延泛化和强化。“商於”在春秋战国时的起点,应是上洛以东110里的商邑,即今丹凤县城以西五里处的古城村,即后来商鞅所封的食邑之一,而终点则在丹淅之会的於邑。而到了唐时,因为已经不存在战国时代的城池之争,所以它的地域概念已逐渐延伸外化,而且此时已有了“商山道”、“商州道”或者“武关道”等别称,甚或还出现了“自灞而南至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柳宗元《(蓝田)馆驿使厅壁记》)和王维诗中所写的“丹泉通虢略”(即沿丹江通道可达河南卢氏、灵宝一带)的有趣情况,甚至还由于唐代中晚时期“上津道”的开辟,山阳县漫川关曾作为县置治所而被列为“商於十五邑”之一的说法(见山阳县志所载),说明商於道在盛唐时代的里程概念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四)商於之“於”或已在地平面上不复存在。关于商於道的终点“於邑”,历来争论较多,但不管怎么说,於邑的存在总是历史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它的具体地点在那里?目前这一困惑不仅困住了陕西的我们,而且在河南的学术界也屡起纷争。南阳肜良翰同志於邑已在水中央的观点,似为可信。至于这一观点准确与否,是否还有更为确凿的史料支撑,则需要有关部门尽快派员去淅川做进一步的实际考察和论证,届时正确的结论自然不难得出。

著名历史学家郭世佑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历史的误读》一书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正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才使历史的本质与历史学的科学属性等问题在中外学界仍属见仁见智,争辨如初。倘若历史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倘若“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那么,求真云云,何谈容易。

郭先生此论,其实提出了史学求真的意义。史学界常说“尽量还原真相”,其实也是从这种无限接近真相过程来说的。没有一个史学家敢断言自己的结论绝对真实,只能说在努力接近真实,这才是史学对真的科学态度。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先生去年8月曾来商洛参加“四皓文化”学术研讨,席间他说,现在各地都在挖掘历史文化题材,开发旅游产业。对待历史问题,现在有两种认同,一种是文化认同,即民间传说,口口相传,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对此我们并不完全持反对态度,因为很多历史事实,并没有文字记载,只能靠口口相传。许多民间传说,实际上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文化精神的褒扬和传播,并不需要确凿的史实予以佐证。而另一种认同是历史认同,则必须“求真求实”,要有非常严肃的态度,要有说服力的史料和文物考古成果佐证。因此,对于“商於六百里”史实争论的笔端波澜、杯底烟云,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见仁见智,丰富多彩,这正是商於古道文化的魅力所在。但如果从历史认同的角度来考察,则应当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分析史实的真伪和论据的虚实,让实据说话,让史事归真。唯有如此,方能做到史论显真,史评道真,史实求真的目的。

201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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